据《礼记·檀弓》记载，有一年，卫国发生凶饥，公叔文子“为粥与国之饥者”。这是最早的施粥记载。自汉代起，施粥成为救灾的普遍措施。施粥者，既有政府，又有地方富户，还有民间组织。其特点一是施与面广，不分男女老幼，皆可获得；二是救济的时间长，一般每日两次，用米不多。到了明代，施粥的制度愈加完善，一遇灾荒，全国各地普遍设立粥厂，经理赈粥事务，很有实效。清代赈粥仍以设厂为主，为克服积弊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，这样就诞生了粥票。早期的粥票是竹签形的，叫粥签。后来，印成了纸片，就成了规范的粥票。不管是木质的还是纸质的，其性质和用途是一样的，即凭签或凭票给粥。施粥法一直沿用到民国时期。 民国29年，全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旱灾。浙江黄岩粮荒奇重，“以每石15元平粜积谷5000石度荒；在西部山区、半山区对断炊灾民，除发积谷平粜外，并由民食调剂会向三门、温岭、玉环等县采购薯丝，廉价接济民食。次年又举办三期施粥，领取粥票人口大口6393人，小口2075人，折发米标准为大口2合、小口1合，共施粥米742石”。同年，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也出现重大灾情，加之周边的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灾民纷纷涌向上海，使上海市救灾工作困难重重。面对成群结队、嗷嗷待哺的灾民，上海佛教同仁会慷慨解囊，代政府为灾民施粥。并印制、发放带有编号的施粥票，灾民凭票可领取“白粥壹碗”。施粥场所分布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18条街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