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古的蒙古族是一个狩猎的民族。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也这样记载着：成吉思汗极其重视狩猎。他常说，行猎是将领的正当职司。从中得到教益和训练，是士兵的义务。就是在他自己的家族中，他也是把狩猎看作是培养勇敢、机智、剽悍、顽强的有益活动。 1224年，成吉思汗西征途中，见到十一岁的孙子忽必烈射获一兔，九岁的孙子旭烈兀获一鹿，(后来这两个人都成了大汗、皇帝)，他非常高兴，按蒙古人的狩猎习俗，亲自用猎获物的肉和脂，给初猎的两个孙儿擦拭中指。蒙古人大多数都是比较出色的猎手，蒙古人狩猎，对一些小动物(如狼、狐、獐、狍等)，一般情况下，不使用弓箭刀矛，喜欢采用追击的办法。 当一个人发现猎物飞马去追逐时，往往全部落的猎手都自动骑马赶来，进行集体围猎。一群人骑马四下追逐，常常直到把猎物追得累倒为止。公元七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，尽管畜牧业有了飞速发展，然而狩猎仍占重要位置。而且狩猎</B>方式也不断增多。十三世纪时，不仅有射猎，还有鹰猎、豹猎、狮子猎。鹰，主要是豢养一种叫海东青的鹰代为捕猎。 海东青多产于库页岛一带。据《马可波罗游记》载：“海东青“和鹧鸪的体积一样大，尾巴象燕子，脚爪象鹦鹉，飞行神速。”元代蒙古贵族规定：凡流放辽东边远地区的犯人，若“获海东青即赎罪，结释而归。”海东青，蒙古语称“升豁儿”。诸种禽类，此鹰最为雄猛。猎人在行猎中，一旦有误不获，海东青一气之下，垂天俯地直向主人冲来(据说它的前脑极其坚硬，可把彩鞍撞碎)。猎人只好“镫里藏身”，才能免去灾祸。“莫学海青，自冲其影”这则蒙古族成语，也是这个意思。 豹猎，多为宫廷、贵族运用。当时驯豹，有两个目的。一是和敌人打仗时，突然把饥饿的豹放出去，使敌人的坐骑顿时惊慌得不听主人约束而逃，使居于优势的敌人立刻溃败。另一是打猎。特别是对付野猪群。人们把虎、豹、狮子捕后装在笼子里，身上拴着长长的牛筋索，索后赘以横木，放出捕猎时，即使窜回山林，亦不能逃脱。 《马可波罗游记》记叙：“狮子一见猎物，动作敏捷，追捕之势极为凶猛，人们很难对它约束和控制，必须用笼关住。”当然，这种打猎多以娱乐为目的。狩猎，有单人猎和群猎两种。集体围猎多从初冬开始(农业区从庄稼上场开始)。平日打围，一般都是各地自行规定时间，或二五八为猎日，或三六九为猎日。这多半是小型的、分散的狩猎活动。 大型围’猎活动常常不是一村一屯的活动，是几个嘎查(屯)几个苏木(乡)、几个努图克(区)的联合行动。俗称“打大围”。打围时，有一些共同遵守的习俗：凡是用枪、箭、布鲁打的猎物，谁打的归谁；狗咬的，谁都可以抢，只要你抢到手，往空一举，谁也不许再抢了。有些老人跑不动，就在野兽常跑的路上下“窝什”(一种网兜)。对此，谁也不能抢。 野兽钻进了“窝什”，就是主人不在也不能抢。在打猎上自古以来还沿袭一种习俗，就是蒙古猎人打到猎物时，如果遇到别人提出要求，则有分与他一部分的习惯。既使遇到陌生人提出要求，也同样分给他一部分。这个习惯在十二世纪前后很有约束力，不给是不行的，不愿意也得给。然而，既使给了猎获物的大部，也绝不给其“只勒都”(头部和气管，连同心肺的部分)。 因为“只勒都”都被看作是福物。认为如果把这福物送了别人，以后就会打不到猎物了。当然，当代已不存在这种习俗，但心地宽豁的蒙古猎人，在猎场上并不吝啬猎获物的。近些年，东北地区蒙古草原尽管由于逐渐人烟稠密，大型狩猎已不再进行。但到了冬季或端午猎日，出于娱乐的目的，还要进行围猎活动。